2007全国藏医药学术研讨会在拉萨召开。很多专家乘青藏铁路的火车来到这里。这是我第五次来到拉萨，又一次看到拉萨的巨大变化。布达拉宫已经整修一新，大昭寺的香火绵绵不断更加兴盛，八廊街似乎已经消失了岁月的沧桑，藏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气息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了。

    全国藏医药学术研讨会每年举行一次，前几年分别在拉萨、西宁、四川的甘孜，甘肃的甘南、云南的迪庆召开。去年西宁会议以研讨真吾病（相当于西医诊断的类风湿性关节炎）为主，通过了“真吾病临床诊断标准”（试行）。今年拉萨会议的论文集收载论文158篇，对藏医理论、临床、保健、护理、藏药研究与开发、医学教育和行政管理均有广泛的涉及。

    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藏医学专家，请允许我讲几句班门弄斧的话。不当之处，望批评指正。

    近年来，我国对藏医学的研究，有三个值得关注的方面：

    由宇妥宁玛·元旦贡布创立的以《四部医典》为代表的藏医学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学术体系。这门学说，以“水、火、土、风、空”五原学说和“龙、赤巴、培根”三因学说来解释人体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以及药理、诊断、治疗、养生各个方面。形成藏医学的基本理论。尽管其中对隆、赤巴、培根还应该做了一些精确的解释，特别是汉文的翻译还远远没有表达它的原意。

    近几年来，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的藏医药临床、科研和藏药开发都做了不少工作，文献整理更有成效，整个科研正在向纵深发展，一个发展藏医药的高潮正在到来。

    根据我对藏医史的了解，藏医学在历史上有过三个学术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在公元八世纪赤松德赞执政时代也就是宇妥·元旦贡布编著《四部医典》的时期。宇妥·元旦贡布作为一代名医，他学习考察了天竺吠陀医学、汉地中医学和西亚的波斯医学，汇总了当代“九名医”的医学创造。由于当时是佛教传入西藏的黄金时期，《四部医典》受印度吠陀医学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第二个高峰是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的南北学派争鸣时期。

    《四部医典》写成以后，根据当时宗教斗争的形势，依密宗始祖莲花生大师的劝诫，藏王赤松德赞把书埋藏在桑耶寺的宝瓶形柱子下面。公元十一世纪，一个名叫德敦·查巴恩协的人根据一位预言家的启示，把《四部医典》从桑耶寺挖了出来，一传再传三传，最后传到老宇妥十三代后裔宇妥·萨玛元旦贡布手里。这个人就是小宇妥。他出生于世医家族，自幼喜欢草药，拜过许多名医，6次到过印度，在精心钻研《四部医典》的基础上，对《四部医典》作了不少修改和补充，加上他在其它医学领域中显露出来的才能，被后世尊为“人间的第二个药师佛。”

    小宇妥对《四部医典》的考订补充，为以后以强巴为代表的北方学派和以舒卡为代表的南方学派的发展和争鸣奠定了学术基础。《四部医典》著名的扎塘版就是由舒卡亲自校订并刻版付印的。

第三个高峰是十六、十七世纪的五世达赖和第司·桑吉嘉措时期。这个时期对藏医学的最大贡献是79幅唐卡的绘制和《四部医典蓝琉璃》的编著。

    藏医绘制“医学挂图”（藏名“曼唐”）有很早的历史，但大多数内容零散，风格不一。为了使曼唐标准化，五世达赖时期由桑吉加措主持召集全藏最好的画工，以《四部医典》和他本人所著的《蓝琉璃》为内容，共绘制《藏医系列教学挂图》79幅（后增加到80幅）其中小图近5000个，这是世界医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医学教学挂图。

    第司·桑吉加措在亲自讲解《四部医典》的过程中，对历代医家的不同解释进行比较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用白话文编写了《四部医典蓝琉璃》，后世推崇《蓝琉璃》是《四部医典》最好的注释本。

    不仅如此，在第司·桑吉嘉措的主持下，在布达拉宫西南方向的药王山上建立了藏医学校，即药王山医学利众寺。

    当我们阅读藏医经典和通览藏医史的时候，深深地感到藏医学的博大精深，感受到前代学者在研究藏医学方面令人钦佩的业绩。我上面所说的“三个高峰”，未必是十分严谨的历史概括，更不能代表藏医学术史的全部成就，但当我连续读过拉萨、西宁、甘孜、甘南、迪庆等学术会议的论文集之后，我体会到古今之间的差距，衷心等待藏医学的第四个高峰在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出现，那该是一个由众多的藏医学大师像拉萨夜晚天空中无数星星那样闪耀的时代，是一个需要藏医、呼唤藏医而且可能出现藏医大师从而使藏医学得到继承和发展的时代。

    大家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文明史是短暂的，而生存史要漫长得多。因此，当公元七世纪吐蕃王朝在松赞干布领导下引进藏传佛教、创建藏文字之前，西藏是象雄文化和苯教的时代，人民群众必然有很多自己的医学经验，积累了丰富的医学知识。所以蔡景峰先生讲到《四部医典》的成书时说，《四部医典》是“公元8世纪末宇妥·元旦贡布参考其前代的医著，包括汉族中医学，天竺吠陀医学以及波斯医学的成就，以本民族的医疗经验为基础，加以总结综合而成。”他特别指出“参考其前代的医著”和“以本民族的医疗经验为基础”，都有意指向象雄医学。我这里只想说明两点，一是《四部医典》产生在藏传佛教文化的大背景上，其行文方式，（读过佛经的人都知道，《四部医典》的开篇与佛陀讲经时的氛围是一样的），其理论基础“五原”学说（土、水、风、火、空），以及它对诃子的应用，都反映出它和吠陀医学有着非同一般的密切联系，但根本的区别在于，南亚人民的体质与疾病谱和青藏高原人民的体质与疾病谱显然不同，把南亚的传统医学理论照搬之于青藏高原，是很难奏效的。所以基本的诊疗体系必须自创，自创就离不开象雄医学的积累，自创也离不开外来医学本土化的过程。而且医学知识越古老，其原始的、粗糙的、医巫难分的痕迹也越加明显。这里有医学的童年与成年之分。相比而言，宇妥·元旦贡布的藏医学在体系上就完善的多了。这里，我首先支持象雄医学的发掘和研究，同时说明这两个时代的传统医学并不是对立的、割裂的、而是互相递嬗和逐步融合的。

    现在我们还拿不出藏医学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完整名录。我一直想做这样的工作，在充分动员五个藏区就藏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普查的基础上，举办一次协调研讨会，推荐各地的省、自治区一级的名录和在此基础上申报的国家级名录，讨论协商有争议的部分，找出最有代表性的藏医药国家级名录，因为这是一个历史考证和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是最有代表性的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及其文化空间。例如西藏林芝地区米林县的宇妥·元旦贡布讲经的甘露洞，拉萨药王山的医学利众寺。还有藏医史上最早办的学校是1618年在嘎玛王朝时期由法王曲引多吉所建立的日喀则藏医学校，寺院所办的曼巴扎仓当以1643年五世达赖时期在拉萨哲蚌寺西殿所办的医学“利众洲”为最早，不知现在哲蚌寺还有没有这所曼巴扎仓前身的遗址。在一般情况下，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交织在一起的。

    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来是文化部主办的事，但由于传统医学富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也列为申报之列，于是传统医药主管部门也参与了。申报的基本条件有三条，一是遗产本身的价值，二是其濒危状态，三是保护措施。我们要珍惜历史上留存下来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追回将要丧失的历史记忆，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

    最后我想讲一下“藏西医结合”问题。我不反对藏西医结合，如果它确能从理论高度有机结合的话。也不反对青年医生搞藏西医结合的探索，或许今后会形成某个流派。我只想说现在所谓的“藏西医结合”仅仅是藏医和西医两者在一起配合工作，是藏医有困难，靠西医来帮助。其实质是医疗工作上藏西医“合作配合”。当藏医学继承不足的状况下，这种所谓“结合”只能使藏医临床因“依靠西医”而逐步萎缩，使藏医医院失去特色，使西医替代藏医变得公开而合法。原来当藏医临床碰到困难的时候，老一辈藏医千方百计从藏医中想办法，找出路，至少是“能藏不西，先藏后西”。现在这种念头和干劲已没有了。“藏不足，西来补”已轻车熟路，我希望大家认真地思考和总结这个问题。

    我今天的发言是拜读了这次会议论文集以后的感言。近两年来，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领导同志的讲话都讲“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对民族医药“高度重视”、“大力扶持”、“充分发挥”，已成为一个高屋建瓴的大政策。我想这是民族医药包括藏医学在内的大好机遇，同时也感到继承发展藏医药重任在肩，任务艰巨。让我们乘着这股东风和这股压力努力前进！

    2007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