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以来，在两千多年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对以中国和印度为中心的广袤地区和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科技等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佛教医药作为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其中有不少的学术、理论、临床和文献与中医、藏医、蒙医和傣医等中国传统医药相互融合，并不断得到发扬光大，时至今日仍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理论价值和临床价值。因此，研究和探讨佛教经籍中的医学史料和医学思想，对弘扬民族医药文化、振兴民族医药事业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佛学界共翻译和编著了五千多种佛学著作，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哲学、艺术、科技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中集佛教典籍之大成者，当首推《大藏经》。佛教《大藏经》是佛教典籍汇编而成的丛书的总名。这是它的初始涵义，后来发展到泛指一切文种的佛典所编成的大丛书。它包括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和中国、印度、日本等高僧的著述，是以佛祖教诫的表现形式，阐述佛教宗旨的巨作。在我国有西夏文、藏文、满文、蒙文等《大藏经》；国外有巴利文、日文、高丽文等《大藏经》。可流传最早、在世界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还得数汉文《大藏经》。它的内容，以汉译的南亚次大陆佛典的经、律、论三藏为主，还包括一些中国及海外高僧大德的佛教撰述。编辑《大藏经》，在中国是从南北朝时代开始的，那时叫“一切经”。到隋朝的时候，有了《大藏经》这个新名称。《大藏经》历经增修，所收佛教经籍今达4200余种，共23000余卷。

　　在我国，佛教的传播是伴随着佛教经典的译介展开的。现存的汉译佛典绝大部分是在东汉到隋唐时期翻译的，自西晋南北朝始，中国僧人也有了自己的著述。从经序、注疏、论著以至目录、史传的编撰，丰富和发展了《大藏经》的内容，使佛教《大藏经》真正成为一部百科式的佛教全书。它收集广博，既是佛书，也是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领域的包罗宏富的古籍，对中国和世界文化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大藏经》主要有：①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刊印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正藏》。该藏收藏经籍3053部，11970卷，分装85册。并附有《昭和法宝总目录》三册，图像十二册，总计100册。②台湾文丰出版公司七十年代出版的70册装《卍正藏经》和150册装《卍续藏经》，以及它们的总目索引。③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藏经》。该藏拟将2万余卷已入藏的佛教经籍全部收录，分为正续两编。两编所收经籍的总数达4200余种，23000余卷。④清代末期印行的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计40帙，414册，1916部，8416卷。

　　佛教吸收了古印度医药，并加以宗教性的解说，形成了佛教医方明，成为佛教“五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当佛教传入我国，古印度医药知识就以“医方明”的形式被介绍进来，对中医学产生了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医学思想体系。

　　在《大藏经》中，涉及生理、心理、医论、医术、养生、禅定、瑜珈、药物等方面的文献有2000多部，有论及基础理论之病因、病机、生理、药性；有论及内科、外科、眼科和精神科等临床各科，有外科手术、金针拨内障的病例记载；有心理卫生、口腔卫生、饮食调养和环境卫生等方面的文献史料。

　　《大藏经》中共出现了医药卫生方面的名词术语达4600多条，既有生理解剖、腑腑经脉方面的名词，也有医疗、药学、心理、病名和医事杂论方面的术语，内容涉猎之广，就是一般的医学词典也望尘莫及。由此也可以看出其内容之丰富。

　　佛教医药是以古印度“医方明”为基础，以佛学理论为指导，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理论和临床特点，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传统医药学体系。由于佛教医药学的理论框架和临床诊疗体系是在中国形成的，因此，我们所说的佛教医学，实际上就是指中国佛教医学。在文献学方面，佛教医学文献可分为四大部分，论医佛经——有《佛说佛医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治病合药经》等85部，涉医佛经——有《大般涅槃经》、《百喻经》等370部，医僧著作——有《竹林寺女科》、《眼科秘录》、《伤科秘方》等52部，居士医著——有《医门法律》、《本草图解》等342部。在基础理论方面，佛教的“四谛”、“五蕴”、“十二因缘”、“四大”、“三学(戒、定、慧)”等对佛教医学均产生了影响，并被吸收和引入佛教医学理论之中。在病因学方面，佛教医学认为病有三因∶外因——地、水、风、火“四大”不调，内因——贪、嗔、痴“三毒”为患，业因——前世孽债宿根之果报。《维摩诘所说经·问疾品》、《佛说佛医经》等详论了疾病的内外之因，并指出调节外因、断除内因的方法，即外因可以医药愈之，内因可以禅定制之。至若业因则是无法逃避，只能靠个人的业力来决定预后转归。中国佛教医学的形成和发展，受历史、文化、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一是佛教和佛经的广泛传播，佛教哲学被僧医和通佛之医家用于解释生理、病理和指导临床；其次，伴随着佛教传入的古印度医学和西域医学，被用之于临床；第三，僧侣为了达到“普渡众生”的目的，往往操医药以救治贫病之民众；第四，佛教寺院多建在穷乡僻壤或名山大川，大都远离城市和集镇，为了自身防治疾病的需要，许多高僧大德都研悉医术以“自救救人”；第五，自古以来，寺院主动或被动作为疾病收容和战伤救护的重要场所，促使寺院积累了一定的诊疗技术；第六，历代有不少的医家居士，潜心研悉佛学，并指导于临床，丰富了佛教医学和中医药学的内涵。

　　佛家提倡慈悲为怀、普渡众生，主张自觉觉他、积德行善。在中国医学史上，佛教的道德风范对医学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指出，不得杀生取药，损彼益己。即“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清代医家喻嘉言、程国彭均以佛门的俗家弟子自居，他们亦将佛学思想和佛教的道德规范引入医学领域。喻氏所著的《医门法律》，即以佛法和佛家的戒律来约束人们的道德行为，藉以宣扬佛法、利济苍生。《医门法律·自序》云∶“医之为道大矣，医之为任重矣……医以心之不明，术之不精，习为格套……拟定法律，为率由坦道，聊以行其佛事耳。”程氏所著的《医学心悟》，取自悟“如来普济之心”，按他自己的话说乃“心如明镜，笔发春花，于以拯救苍生……仰体天帝好生之心，修证菩提普救之念……存之心则为仁术，见之事则为慈祥”(见《医学心悟·序》)。古往今来，涌现出一批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佛教医林人物。如西晋之安慧则、东晋之支法存、于法开、僧深，北魏的昙鸾、僧坦，唐代的义净、鉴真、志宽，宋代的法坚、奉真、继洪，元代的普映、拳衡，明代的住想、普照，清代的本圆、了然等。这些医僧以济世救人、普渡众生为己任，不思物欲、不求报酬，在人类医学伦理学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编篡本身就是研究。总体的思路是：将4000多部佛学经典中的医药学内容和1000多部的中医药文献中的佛教医药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是一部集佛教医药之大成的大型类书。本课题全部采用第一手资料，从近6000部近5亿字的文化典籍中收集、整理和归纳佛教医药典籍中的医学史料和医学思想，全书共四部(经、律、论、集)、十二编、三十五类、450多万字，并分别编入医论、药论、养生等门类之中，每类综以概述，继而引述原文。全书均标上现代标点符号，并作简要的注释，每条引文之后均注明出处。是一部大型的佛教医药工具用书。因此，本课题的工作量非常巨大。首先，是资料的收集、取舍、分类和汇编；其次，是用善本典籍进行校勘；第三，是改成简化字、并加上现代标点符号；第四是对每一类文献进行总结和概述；第五，对难懂和生僻的字词加以注解。

　　编写本书的目的是：将本书编纂成划时代的传世之作和最重要的佛教医药工具用书。其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全。因为佛学典籍浩如烟海，几乎都是没有标点符号的繁体字、而且大部分的典籍没有单独出版，一般的读者和科研工作者的研究、学习和应用无从入手。因此，将几乎佛教医药文献进行分类汇编，便于研究和应用，将是总结前人的学术成果、造福后世的重大学术工程。

　　本课题的重大意义是：全面总结佛教医药成果，为中医和民族医药研究提供重要的文献基础，让佛教典籍中的医药文献更好为人类的健康事业服务，使佛教医药发挥现实的作用，对广大佛教信仰者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地区信仰佛教的信徒进行佛教医学知识的传播，是对人类文明成果之一的佛教医药文化进行一次全面专业性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