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医药研究新论》序
诸国本

　　田华咏人到中年，学术研究也步入丰收季节。1994年，他作为第一作者编著出版了《土家族医药学》一书，2005年主编出版了《土家族医学史》，如今又见到他的《土家族医药研究新论》一书问世。土家族医学的整体面貌已清晰地凸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土家族医药研究新论》收集了作者近20年来先后发表的30余篇论文，每篇论文都有一个主题，串联起来便是对土家族医学的系统论述，从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一位“从土家山寨走出来的土家汉子”从火热的军营转业民族医药研究岗位以后的艰苦历程。土家族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一门古老而丰富的传统医学，研究的文书资料却几乎是一张白纸，一切都深藏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一切都存活在当地草医药匠的生命之中。作者为土家族医药学的发掘、整理、总结所付出的代价，都好像一步一个脚印，刻印在这本论文集的字里行间。民族传统医学的幼年都是口头文化。后来，有了民族文字，文字成为文化的载体，医学就出现了文献，传承也有了基本的方式。但那些没有文字或没有通行文字的民族，它的医学知识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长期属于口头文化，凭口耳相传继承下来。壮族、苗族、瑶族、土家族、侗族等传统医学都属于这种情况。这一类传统医学，创造也巨，丢失也多。现在田华咏等人走遍湘、鄂、渝、黔等土家族苗族地区，经过大量的田野调查，问道于“梯玛”（土家族巫师），问道于药匠，问道于村民，查阅资料、亲身体尝，用汉文作了记录和表述。他们不是发现了、发明了、创造了土家族传统医学，而是发掘了、整理了、复制了土家族传统医学，当然其中也反映了撷取者的眼光、整理者的才能和总结者的智慧。田华咏等人对土家族医学在发掘整理方面所做的工作，是我国口头医药文化保存弘扬的范例之一。过去我国对口头文化的整理偏重在民间文学方面，例如对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的发掘和整理，就做了大量工作。而民族传统医学因专业性强，分布更广泛，材料更零星，有物质形态文化，也有非物质文化，既有医药学的专业知识，又与民族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相联系，因而其发掘、记述、整理、总结的难度更大。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族医学的发掘传承工作大规模地展开了。
　　传统医药文化的口头传承方式，一是集体传承。其知识经验由群体创造，人人识药，家家懂医，形成一种稳定的集体保存传统和集体传承力量。二是专业传承。医药知识积聚到一定程度，出现了社会分工，有了专业的或半农半医的医务工作者，于是父子相传，师徒相授，许多知识经过条理化，有的编成故事、歌诀、歌谣、谚语，供人记忆背诵。三是借物传承。如岩画、图案、服饰、习俗等等，都寄寓了某种医药知识。这种口头的民族传统医药文化在今天用汉文记述、梳理和表达，其真实性、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其文化价值、医学价值更值得大书特书。如果把近20多年来的这项工作称为历史上罕见的中国民族传统医药发掘整理工程，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我特别欣赏那种实地调查、点点滴滴地收集资料的踏实作风，特别欣赏从原生态的素材中抽剥出头绪、整理成系统的思维方式。民族医学自有其深厚的底蕴，自有其自圆其说的理论，自有其发生发展的脉络，用不着拔高，用不着修削，用不着涂抹这样那样的颜色。尊重就是态度，自然就是优点，原汁原味就是真实。至于芙蓉出水，观者如潮，或品其清香，或爱其妖娆，或取其药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方面、田华咏付出的心血非常值得称道，其成就也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
　　土家族集中居住在武陵山区，令人马上浮想起陶渊明描述的“晋太原中，武陵人”的故事。来到这里，所见所闻，确实有多处“桃花源”的胜迹。有一次我记下了这样的感慨：“自从秦皇焚书后，世间几多桃花源？莫嫌渔人标志少，只在近处不在远。”每读田华咏等人关于土家族医学的史实，桃源淳厚之风拂面而来，古津清纯之水汩汩自流。湘西的永顺、古丈、保靖、龙山一带均在酉水沿岸。湖南沅陵县（今属怀化市）有大酉、小酉两山，人称“二酉”。《太平御览·荆州记》载：“小酉山上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秦人于此而学，因留之。”“二酉”一词，一直是后人形容藏书之多的代名词。我真希望有更多的文物如秦简、汉简出土，以资土家族、苗族医学的研究，使民族医学的继承发展，得到更多的帮助。 （2006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