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侵入伊朗后，伊朗人便接受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有箴言云：“学问有两种，一种是为宗教服务的教法学；一种是为身体服务的医学。”而波斯人的医术，在古代伊斯兰世界颇享盛誉。因而，伊斯兰教传到中国的同时，波斯 医学也随之传入。这种现象到元代以后，也反映在文学作品中。
首先看元曲。《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中列举了大量杂剧之名，其中有“香料车”（即波斯人的流动售药车。波斯人除售香料外，也兼售药。）、“风流药院”（指回回药物院）、“土水火风”（这是波斯哲学中四元素说）等等。
《南村辍耕录》卷九“续演雅发挥”中，录有白湛渊先生的诗十首，其二为：
草食押不芦，虽四元不死；
未见涤肠人，先闻弃蒉子。
对于“押不芦”，亦有说明曰：“漠北押不芦，食其汁立死，然以它药解之立苏。华佗洗肠胃攻疾，疑先服此也。”从此说明可知，这是一种麻醉剂。所谓“押不芦”，波斯语的读音即Yabruh，是曼陀罗根的称谓。其诗对“押不芦”的赞誉，说明华佗时期（？—208）已吸收波斯草药进行医治，到诗人生活的元代（1206—1368），波斯草药已推广至民间。
波斯人，可以说是天生的旅行家和国际商人。他们不仅开拓了“丝绸之路”，而且也是活跃在印度洋的主要民族。宋岘先生著《古代波斯医学与中国》一书，对此有一段精彩的叙述：
他们从波斯湾出发，到非洲去采购象牙、龙涎香、丁香；去索科特拉岛采购血竭、芦荟、去阿曼的席赫尔采购乳香；去阿拉伯半岛的麦加采购旃那香；去印度的古吉拉特邦及其南面的马拉巴尔海岸采购胡椒和其他热带香料。
之后他们便把采购来的这些药品运往中国。
然而波斯人并不是简单的药材商，他们还兼作制药工人，乃至开方治病的郎中。下面试举几例：
波斯人带到中国许多种中国不出产的草药，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有明确记载的就达58种。
中国很讲饮用药酒。药酒种类繁多，其中桑椹酒。《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云：“安禄山恩宠莫比，锡赍无数，其所赐品目有：桑落酒。”桑落，即落地之桑椹。据伊本·贝塔尔《药典》卷一（142页）载：盖伦（Jalinus 131—201年）时期，波斯人已在饮桑椹酒。早于中国数百年。
其他药酒，如用三勒浆药酒，原是波斯人朝贡之物。唐李肇《唐国史补》云：“又有三勒浆药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奄摩勒、毗梨勒、诃梨勒。”
有些汤剂亦源自波斯，如：余甘煎，即奄摩勒、洋诃子的煎汤。这也是安禄山得赐之物。此煎汤在阿维森纳《医典》中有记载（卷二第1册第250页）。
自波斯亦传来一些医疗方法。中国宋代以后，有一种将药剂从鼻孔吹入之医疗方法。即源于波斯。在波斯一些医学家，如拉齐（864—932）、伊本·西拿（980—1037）等人的医著中，对此都有记载。如：在伊本·西拿的《医典》中，记载道：“治偏头痛、冷头痛、羊颠疯、头晕等症，用1哈伯并香薄荷水一同吹入鼻内可愈。”
古代中药主要是汤剂，故有《汤头歌》流传，而波斯人往往将药经过一定加工才售出和服用。如制成片剂（如：安答龙饼子）、丸剂（如：祛咳丸）、药酒、药露（如：罂粟药露）、散剂、粉剂（如：沉香散）、软膏（如：樟脑软膏），此外，还有贴药、搽药、敷药、鼻内滴等药型。
波斯人在加工药物中（如：提取玫瑰香水）运用了一种蒸馏之法。这种蒸馏之法大约在北宋时期传入中国。后来中国人将此法运用于造酒中，现在的烧酒即采取的这种蒸馏之法。古代中国酿酒是不用此法的，如：在《水浒传》中，那些英雄豪杰们喝酒都是用大碗，如武松过景阳岗时一喝便是三大碗好酒。当时的酒，决不是后来高度数的烧酒。因为一大碗便能盛一斤酒，三大碗便是三斤，若是喝这么多高度数的烧酒，不用说定会醉成烂泥，而且还会把胃烧坏！
从上述种种例证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医学在其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曾吸收融汇了波斯医学的精华。而波斯医学又是融汇了埃及、希腊、印度、阿拉伯古代医学的精粹而形成的，由此看来，中国传统医学即便在古代，也在可能条件下与外界进行了交流。了解这些医学发展史，很有必要，可使我们明了：真正优秀的文化从不排外。相反，却是极力吸收外来之菁华，并将其融汇贯通后，成为自己有机的一部分，使之更为优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