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贵州、湖南、云南、广西、重庆、湖北等地。贵州有苗族450万人，占全国苗族人口近二分之一。

苗族是我国古老民族之一。在长期的生存、繁衍、迁徙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苗族传统文化，其中包括富有特色的苗医苗药。西汉刘向在《世说新语》“说苑辨物”中说：“吾闻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之而来者，举而来者，皆平复如故。”这个记载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古代苗族巫医治病的情景。那是一个医巫不分的年代，医术掌握在巫师手里，心理的治疗和草药的治疗混在一起，往往取得“神药两解”的效果。时至今日，在深远的山村苗寨，人们仍可听到上古留下的袅袅余音。但由于苗族没有民族文字，其医药文化知识全凭群体记忆和口传心授留传于世，直到近代才有比较全面的发掘、整理。1991年贵州省民委、省卫生厅出版了《苗族医药学》。以后湖南湘西、湖北恩施等地区也相继整理了不少苗医药资料。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医药研究所原所长、主任医师陆科闵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族医药专家之一。他本人彝族，1928年11月出生于贵阳，今年已近八旬高令。他1949年毕业于贵阳高级医事职业学校，同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考入贵州省军区医学专科学校，于1952年6月毕业，分配在贵州军区后勤卫生处从事医务工作。1955年转业到贵州省卫生防疫站，1956年调黔东南州卫生防疫站。1975年调黔东南州卫生局，1981年起专业从事民族医药的调查研究工作。1984年组建黔东南州民族医药研究所，长期深入黔东南州及周边省的苗、侗聚居地区，收集和记录民族医药资料达200多万字。这对积累和继承民族医药来说，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学历和经历。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陆科闵在参与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88年出版了《苗族药物集》。1992年，又编著出版了《侗族医学》一书。如今又和王福荣先生一起，将《苗族医学》奉献于读者面前。我想让后人知道，在相当久远的年代里，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一直比较贫困，近几年才逐步有所好转。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学问，真正是荜路蓝缕，靠的是坚强的信念和非凡的毅力。2003年我到贵州龙里县开会，陆科闵先生深夜来访，和我说起他编著《苗族医学》的进程，并提到健康不佳，写字不便，很需要一台电脑，但找不到人帮助他。后来得到贵州省科技厅的大力支持。今天，《苗族医学》赫然问世，我抱着崇敬和愧疚的心情认真拜读，非常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学术成果。

苗族医学的发掘整理，是通过当代苗医的自我总结、主要用口述方式表达、然后由其本人、同事或采风者用汉文记录下来、加以整理而成的。其中必然、也难免加入了当代整理者的取舍和提炼。这种文化传承方式，在过去是被忽视的，它的真实性、科学性也受到质疑。在1984年第一届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期间，不少代表认为应该给民族医学有所界定。有一个带有普遍性的意见认为，“民族医学是指某种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独特的医学体系。这个医学体系应该是沉淀于某种有代表性的医学著作之中的。”这个定义看起来很科学、很堂皇，但实际上排斥了口头传承的医学文化。当时提供的苗族医药调查资料比较简单，与藏医学、蒙医学、维吾尔医学、傣医学等既有民族文字、又有医学文献的民族医学相比较，实有些“相形见绌”。但其实，苗医学、壮医学、瑶医学、侗医学、土家族医学等都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都为本民族人民的生存繁衍做出过重大贡献，并用自己特有的方式积累了大量无形的知识经验。没有文字记载，不能否定它的存在，不能抹杀它的贡献，不能无视它的传承，不能堵塞现实的执业人群，不能拒绝现代人对它的需求，不能不注意它的保护和发展。在国际上，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口承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口头文化的丢失越来越感到惋惜，从而形成了“书写论”派和“连续论”派的争论。“‘书写论’派认为，逻辑思维（演绎推理、形式运算、高次心理过程）的发展取决于书写。而他们的对立面‘连续论’学派的持论则针锋相对，认为口承与书写在本质上都负载着相似的功能，它们在心理学上的差异不应过分强调，二者的载体确有物质上的区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两极间谱系关系。”（朝戈金：口头、无形、非物质遗产漫议，《读书》月刊，2003年第10期，第18页）。对口承文化的认识和支撑，对口承文化价值的评价和审定，我想除了民间文学以外，就要算得上民族医学了。中国近20年来对民族医学的发掘整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工程，这个文化工程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罕见的。可惜许多中国的精英们闭目塞聪，妄自菲薄，自己看不到这一点。对陆科闵等人发掘整理苗、侗民族医学的成就，都应该在这个伟大工程的背景上来审视并予以肯定。

在民族医学的发掘整理中，存在一个临床经验的总结和理论体系的复制构建问题。千百年来的医药经验，必然有验之有效、屡试不爽的规律性，也必然有许多民族医生的智慧在逻辑思维的深处熠熠发光。这些规律性的知识和知识体系，难道不就是理论之母的腹中胎儿吗？当今用汉文记述下来，经过梳理，这胎儿就一朝分娩，成了理论家族的香火独苗。这些理论从田野走来，绕过沉闷的书斋，放射出刺眼的光芒，难免被医学领域的学究先生手搭凉棚眯起眼睛视为怪异。如果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仔细一想，这一切都是合理的存在。贵州省药检所有一位前任老所长陈震标主任药师，1985年在《苗族药物集》序言中说：“苗族医药虽无文字记录，全靠口传心授，但却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论病症，有两纲、五经、三十六症、七十二疾；论药物，多按植物形态类别、药用部位、色味效用等相结合命名，自成体系。”事隔20年以后，这个体系经陆科闵等人深入探索，基本上站住了脚跟，得到了同样的共识。陆科闵等在本书中称，苗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论医学有两纲、五经，论疾病有三十六症、七十二疾、一百零八小症、四十九翻；论病理有气、血、水学说，论药物有冷药、热药之分。”总结得更加全面，补充得更为完整。至于三十六、七十二、一百零八之谓，正是口头文化的重要特征，是便于记忆、便于传承、便于吟诵的需要。

但是，经验和理论有时候仅仅隔了一层纸。在民族民间医学中，重要的知识在经验中反复出现，它同样指导着临床诊断和药物应用。人们给中药下了定义，说：“中药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生产和应用的药品。”在说到民族药的时候，问“什么是民族药？”于是就套用这个公式：“在民族医药理论指导下生产和应用的药品。”可是不久以前，不少民族医药尚未“出现”理论，其民族药又从何而来？所以，窃以为民族药的定义可否这样表述，“民族药是基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并在民族医药理论和经验指导下生产和应用的药品。”这里既强调了民族传统文化的背景，又加入了“用药经验”的指导，可能是比较贴近中国民族医学实际情况的一个表述。

我在这篇序文当中，借陆科闵、王福荣先生的篇幅，说了三个问题。一，口承医学的合理性；二，医学经验的指导性；三，发掘整理的艰巨性。和中国的中医学一样，中国的民族医学同样博大精深。但相比而言，民族医学的发掘整理远远不如中医学。例如藏医学，它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宝库，其文献整理还刚刚开始，其临床经验更急待抢救。如壮医学，发掘整理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临床实践的总结和深入发掘，任务仍然繁重。又如医学史上有名的《回回药方》，全书36卷，现剩4卷。这4卷共486面，20万字，足见其内容之丰富。以此推算全书，约近200万字。那么，还有的32卷哪儿去了？贮藏文物的大仓库里似乎没有好好找过，令人经常幻想它必将重见天日。如果真已毁灭，那么这32卷的口述史在哪里？近年单于德、马成义等编著了《回回医药简史》、《中国回族医药》、《回族医药奥义》、《回药本草》等著作，但其临床部分，似尚未及《回回药方》之十一。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未竟之业。我在跟着陆科闵、王福荣先生追忆苗族医学的时候，想再一次提醒我国的民族医药工作者和相关学科的学者，对我国的民族医学来说，抢救刚刚开始，事业尚未成功，同道仍须努力。

（2006年2月5日于北京）